自1996年大学毕业我就在公诉部门工作，办过的案子也上千件了，可是我在2008年用刑事和解方式办理的一起伤害案件，却让我至今难忘，感触颇深。

　　2007年末，我接手韩甲、韩乙故意伤害案。案情是：韩甲与张甲均在某市菜市场邻摊卖熟肉，且同在某小区居住，还是前后邻居。因是同行，偶有争执。2007年7月31日晚20时许，韩甲、韩乙父子在菜市场卖肉时，与张甲、张乙父子发生口角，后厮打。张乙打电话叫来李甲、李乙，双方再次发生打斗。韩乙叫来韩丙、刘某，韩甲指李甲、李乙道“把他俩给我平了！”二李逃走，韩乙等追打。李乙逃走时腿部受伤，经法医鉴定系轻伤。

　　受理此案后，我第一次与韩甲见面，韩抵触情绪特别大。鉴于此情形，我没有按照惯例讯问案件事实，而是耐心听他诉说。不久，张甲也来找我反映情况。从他们的讲述中，我得知：由于双方都托人说情，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摇摆不定，忽左忽右。张甲因长时间得不到赔偿，一气之下到中纪委上访告状。公安机关这才对韩家施加压力，以不赔钱就拘留相逼，且态度生硬，不让韩甲申辩。韩甲被激怒后一口咬定李乙的伤是他自己逃跑时摔伤的，“宁肯坐牢，也不赔偿”。而张甲认为公安机关得了韩家的好处，袒护韩家，致使案子久拖不决，使自己得不到赔偿，并表 示如果案子办不下去，还要进京上访。

　　通过阅卷，我发现卷中供证不一，李乙腿部的伤是如何造成的不清楚，遂将该案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。期间，因双方当事人皆不予配合，致使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难以进行。 因春节临近，张甲为李乙看病借了不少钱，年底有人要债还不了，要再次进京上访。公安机关再次对韩家施压。在韩丙婚期前一星期，公安机关决定对其行政拘留15天，并称“若不赔钱，要一个一个地拘。”这下把韩家彻底激怒了，韩甲表示“不管案子怎样处理，跟公安机关没完，大不了坐牢，就是不赔钱。”还把这一切归罪于张家，表示“让他们也好过不了”。张甲也来反映韩甲整天在家喝酒，酒后就在张家窗后骂，并大声地磨刀，扬言“要砍几个”，搞得张家人心惶惶。公安机关办案人也找到我，因案子无法查清，张家又闹着要上访，希望我把卷收下，让案子在检察院“过年”。

　　我冷静思考后认为：促成双方和解是办理这起案子的最佳选择。否则，因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撤销案件，张家得不到赔偿，肯定不服，还要上访；想办法查明案件事实要花费一定的警力，而且，即使依法起诉、判决，韩家顽抗到底，被判处刑罚，张家仍得不到赔偿，且两家从此结仇，甚至有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，导致更为严重的恶性事件发生。唯有以和解方式解决，使张家在经济上得到实惠，韩家在法律上受到宽大处理，政法机关亦可摆脱左右为难、四处挨告的尴尬局面，还可节约司法资源，无需再为一个小案子耗费大量人力物力。而且和解处理对双方搞好邻里关系、和谐相处亦有深远意义。另外，虽然本案中造成李乙的伤的原因未查明，但是，根据现场地形及李乙伤情基本可以排除李乙自己摔伤的可能。韩甲、韩乙纠集人将李乙致伤这一基本犯罪事实还是可以确认的，让他们承担责任在事实和法律上是站得住脚的。因此，刑事和解应是一个一举多得的选择！

　　通过与双方当事人进一步接触，我认为案子有和解的可能。张甲表示，上访告状是因为公安机关办案不公，只要能得到赔偿，在刑事方面做出对韩家有利的处理也是可以接受的。韩甲也表示，现在和张家倒不见得有多大的仇恨，主要是和公安机关的矛盾，不赔偿是与公安机关对着干。因此，案子解决的关键环节在韩甲，只要他认罪赔偿，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于是我把韩甲约来，一起分析案情、讲法律：首先，韩乙纠集人及你授意殴打李乙的事实还是可以认定的。根据现场地形及李乙伤情基本可以排除李乙自己摔伤的可能。不管是谁把李乙打伤的，就目前证据来看，你和韩乙的行为都构成犯罪。你一分不赔，刑事处罚肯定对你们不利，仅仅因为赌气而入监服刑实在不值得，尤其是韩乙尚不足19岁，更应为他的前途着想。其次，你们双方既是邻居又是邻摊，互不相让，或多或少会结怨，而和解处理后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再大的仇恨也会渐渐淡化，有利于和谐相处。韩甲考虑几天后表示同意和解，愿意赔偿。但张甲张口要35000元，而实际花费不过17000元，后续治疗费用也不过4000-5000元。我又跟张讲：依法只赔偿合理花费，和解可以适当多一些，但漫天要价不利于事情的解决。最终，双方以22000元达成和解协议。起诉后法院判决对韩甲、韩乙适用缓刑。当事人双方均对案件的处理表示非常满意。

　　本案的处理使我懂得，只要我们办案时稍多一份耐心，机会成熟时促成当事人和解，有时往往能达到双赢甚至多赢的效果，且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犯罪给社会造成的损害。我在这次办案过程中不自觉地适用了刑事和解，“撞出了”很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。